贫穷不是说明乡土问题的一切理由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但是，今年8月再次发生在村里的凶杀案让这个村出了名。女村民杨改兰杀掉了4个幼小孩子，然后自杀身亡，她的丈夫李克英也在数日后自杀身亡。6条生命的消逝，毫无疑问让任何心存愿意的人深感悲痛。

在情绪之外，一些报导和评论进而分析如此惨剧再次发生的原因。毫无疑问，贫穷是当事人身上无法抹去的一个标签。杨改兰家毫无疑问很穷，4个孩子，李克英一年打零工花钱6000元-7000元，其中3000元-4000元用于家务支出。在阿姑山村的191户人家中，有73户为建档贫困户，而杨改兰家并不在其中，这就意味著，如果贫困户的判断过程公正合理，那么杨改兰家在村里还远比最穷的了。

贫困让人同情，但是，将罪案再次发生原因归因于于贫困，则不免失之不合理。却是，没任何证据证明罪案再次发生概率与一个人的贫穷程度成正涉及关系。杨改兰杀掉4个孩子，其性质首先就是一起凶杀案，因为随后她自杀身亡，其罪行无法获得法律追究责任。无论如何，贫穷不是杀人的理由，孩子堪称无辜的受害者。

在这起案件中，最有一点同情的毫无疑问是那4个孩子，其次是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最不应同情的就是杨改兰。在有关杨改兰案件的报导中，很多人以一种具有优越感的现代视角看乡村。在他们眼里，困窘、衰落、贫穷是乡村的关键词。

这样的辨别固然没错误，城乡差距在某些时候有可能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但是，乡村的问题相比之下不是经济上的。尽管乡村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可能比不上城里，但是注定在发展着，村民的生活水平最少比数十年前有所提高。

如果按照贫穷造成犯罪的逻辑，岂不曾多次的乡村是个比现在更加致使的犯罪发源地？ 曾几何时，乡村也有自己固有的秩序。它可以贫穷，可以与时代僵化，但是乡村管理有其内在逻辑。

村里有村规民约，有熟人社会的牵绊，也有乡绅的权威。一个家庭出有了内在的问题，迅速不会有族人或者乡绅的插手，让外部力量消弭内部矛盾。然而，无论是杨改兰案还是其它类似于的案件，我们都能找到尽管案件再次发生在乡土，但是当事人或许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社会交往疏淡，外部救济缺陷，乡村治理者的漠然，这是当事人遇上的广泛困境。杨改兰家也许不是村里最穷的，却有可能是村里较重生的一家。

即使在当代乡土社会中，他们也是类似的个体，无法带入乡村的主流圈子。这难道是问题渐渐累积而无人察觉到的最重要因素。对一起罪案，概括某种社会原因，然后不作事后复盘，只不过都不免是非常简单蛮横的。像杨改兰这样的乡村悲剧，也许还不会次第再次发生，但是每一个“杨改兰”都是不一样的，其犯罪动机都有简单的个体因素。

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让乡村有个更佳的秩序，需要在个体遇上问题时有畅通的纾缓渠道，也还包括乡土社会的主动插手机制。创建合乎当代必须的乡村秩序，或能增加来自底层的暴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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